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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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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07-19 11:20:48   来源:

第一,这完全符合中央的指示精神。党的十七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写进政治报告,明确提出要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中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丰富,是执政理念的升华。我们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举措,是贯彻中央精神的具体行动。在贵阳,紧密结合实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致力于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第二,这完全符合当今世界城市的发展潮流。人类已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种文明形态。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对此,许多思想家进行过反思。卢梭就曾对使工业文明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侵蚀人的道德理性、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警告。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作出过深刻思考。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环境、资源问题日益突出,人类开始对自己的生存空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1820年,英国人欧文提出了建设“花园城”的理念。1903年,爱德华·霍华德在英国设计了两座“田园城市”。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中,首次提出了生态城市的理念。很多专家学者对生态城市进行了研究,很多国家积极进行生态城市的实践。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的阿德雷德、西非的塞内加尔、巴西的库里蒂巴、中国的深圳召开了五届国际生态城市会议,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推动了建设生态城市的实践。美国的克里夫兰、德国的埃尔兰根、印度的班加罗尔、澳大利亚的怀阿拉、丹麦的哥本哈根、日本的大阪等城市,都是按照生态城市的理念来规划和建设的,取得了巨大成功。有一个生动的例子,1994年中国与新加坡合作建设了苏州工业园;前不久,中国与新加坡又签署了合作建设天津生态城的协议,强调运用生态经济、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的新理念,将天津建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经济相和谐的宜居城。从苏州工业园到天津生态城,昭示着城市的生态化成为时代潮流。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相继提出建设生态城市,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许多地方的生态建设主要侧重于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等物质文明方面。我们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包括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内涵有很大的丰富,层次有明显的提升,顺应了城市发展的未来方向。

  第三,这完全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能否实现快速健康发展,关键取决于能否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大家都知道,二战后,日本以及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取得很大成功,采用的是比较优势战略,即根据资源的比较优势来确立产业结构,根据资源比较优势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的战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快速发展,也是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取得的。

  多年来,我们一直谋求贵阳在西部省会城市中排位前移,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位前移。比如,《1996—2010年贵阳市城市总体规划》就提出,到2010年力争城市经济社会和科技综合实力达到全国省会城市中等水平。十多年过去了,结果却是有的方面差距越拉越大。不用说跟东部、中部的省会城市比,就拿西部城市来说,2000年,贵阳的GDP与成都、西安、昆明、南宁、乌鲁木齐的差距分别是882亿元、371亿元、361亿元、103亿元、0?3亿元,2006年分别扩大到2147 亿元、847亿元、600亿元、259亿元、51亿元。特别是与呼和浩特比较,差距更明显。呼和浩特的面积比贵阳小,人口比贵阳少。2000年,贵阳的GDP为275亿元,呼和浩特为179亿元,贵阳领先96亿元;到了2006年,呼和浩特的GDP突破900亿元,反超贵阳近300亿元。我到贵阳工作后,经常对着地图琢磨周边的城市。往北看,成都、重庆被国家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往东看,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被批准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往南看,南宁的东盟博览会搞得热火朝天;往西看,昆明的昆交会影响力与日俱增。作为贵阳市的“当家人”,我要说,我们贵阳虽然也张罗了一些有影响的活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比较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贵阳还是有一点冷清,有一点沉寂。我们曾经以贵阳是西南地区陆地交通的几何中心而自豪,但现实的情况是,贵阳几乎成了边缘之地;贵阳处于贵州高原,但在西南地区经济版图上却成了一块“盆地”,一块“塌陷”之地。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非常复杂,有历史的原因,有地理的原因,等等。且不说呼和浩特有毗邻首都的优势,是我国北方的外贸重镇,就说周边的重庆、昆明、成都、南宁,也都有比贵阳更值得国家和外界关注的因素。重庆是直辖市,是西南地区最能获得中央政府支持和境内外相关产业转移的首选区域,在历史上曾经是国民党的陪都、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所在地;成都在历史上就一直是西南重镇,曾做过国都;昆明是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桥头堡;南宁是我国联系东盟的重要枢纽。而贵阳乃至整个贵州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先看看历史,明永乐十一年,即公元1413年,贵州设立布政使司,成为全国第十三个行省。设置贵州省,首先是出于军事、政治需要,是为了控制西南特别是云南,“开一线以通云南”。“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对贵州、贵阳比较重视,迁来了一些大企业,主要也是从国防角度考虑,而不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改革开放后,贵阳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以及对外来要素的吸引力很难与周边大城市相比,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反复思考贵阳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我认为,在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冷静、需要沉着、需要借鉴成功的经验。如果我们非要拿自己的短处去比别人的长处,那是不明智的。我们必须扬长避短,走比较优势战略的路子。这就好比打仗,正面强攻不下,调整战术,迂回一下,从侧面进攻也许能打赢。我们不是说不要GDP,而是要体现生态文明的GDP,要包括幸福指数等在内的全面的GDP。

  天生万物,有其短必有其长。什么是贵阳的比较优势呢?首先就是生态优势。一是空气清新。贵阳有两条环城林带,森林覆盖率39%以上,是全球喀斯特地区植被保持得较好的中心城市,沙尘暴天数为零,加上降水较丰富,夜雨多,起到了对天空的“清洗”作用,一年中市区空气质量达到优和良好的天数占95%左右,这在全国名列前茅。二是气候凉爽。有些城市环境不错,但夏天气候不行,热浪滚滚,被称为“火炉”。而贵阳夏季平均气温在24℃左右,年均相对湿度在78%左右,不湿不燥,凉风习习,让人感到非常舒适,可与意大利著名旅游城市佛罗伦萨媲美,在东亚、东南亚,像贵阳这样气候凉爽的城市很少啊。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气温升高带来严重后果,极端灾害性天气频繁,要么大旱,要么暴雨,要么极其热,要么极其冷。在这样的情况下,贵阳的气候优势尤显宝贵。“气候”是可以卖钱的,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时候,到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去推介贵州旅游,就是“卖气候”,效果很好。三是纬度合适。有些城市夏天气候也很好,可以避暑,但是纬度偏高。而贵阳处于北纬26度,这与埃及的开罗、印度的新德里、美国的夏威夷大体相当。专家认为,人类居住的最佳纬度为20~30度。四是海拔适中。一些城市气候凉爽,但是海拔偏高,紫外线辐射强。而贵阳海拔在1000米左右,紫外线辐射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少的地区之一,非常适合人居。生理卫生试验研究表明,人体在这个海拔高度对大气气压感觉最佳。佛家寺庙、道家道观通常都建在这样的高度,因为适合修行。五是省会城市。有一些中等城市很宜居,但不是省会中心城市,不能跟贵阳相比。综合这些因素,可以说,生态环境的优势是贵阳最大的比较优势、最大的本钱、最大的希望,这是用多少GDP都换不来的。最近,我在《人民日报》发表歌词《爽爽的贵阳》,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绿绿的贵阳、爽爽的贵阳,感受着你的气息,我醉倒在惬意的天堂。”此外,贵阳还有丰富的磷、铝等矿产资源,这也是很多省会城市没有的。相对一些发达城市而言,贵阳开发强度较弱,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加之土地、劳动力成本较低,既有比较优势又有后发优势,这十分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最近国家公布了新的职工休假制度,有利于人们外出休闲、度假、避暑。贵阳这样的地方,正好符合休闲、度假、避暑的需要,在“火炉”里居住的人,在东亚、东南亚国家一些闷热难熬的城市里居住的人,到贵阳来度假避暑,多爽啊!这几年,旅游业一直是贵阳市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今年前11个月,贵阳旅游收入和接待人数增幅分别超过41%和30%,双双创历史新高,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广阔前景。我们把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充分利用好,再加上大力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把贵阳打造成适宜居住、适宜创业、适宜旅游的城市,世界上高智商、高知识、高投资、高收入的人,就会到贵阳来居住、来投资、来旅游。近年来,很多外地人到贵阳买房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印度的班加罗尔,环境、地形、海拔、纬度、气候等方面都与贵阳相似,是印度软件之都、全球五大信息科技中心、世界十大“硅谷”之一。班加罗尔的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环境好,比如空气质量好,符合精密制造业研究发展的要求,气候条件好,大批科研人员愿意前往定居。这很值得我们借鉴。

  第四,这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一个城市好不好,不能只看城市的GDP,还要看城市居民生活得是否幸福。一个人要幸福,当然要有一定的收入水平,但幸福感与金钱之间并不完全成正比关系,比如,钱不多,身体健康,家人和和睦睦,照样幸福;钱多了,老吵架,闹离婚,未必幸福。国际上幸福指数高的国家,并不一定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去年,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对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按“幸福指数”作了一次排名,冠军是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英国和美国则分别排在第108位和第150位。不久前在哥德堡举行的全球首届幸福大会,首要议题就是“为什么GDP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感”。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贵阳在经济总量上无论如何比不过它们,但要比老百姓生活的幸福指数,贵阳未必比它们差。我们一些贵阳老乡打点小麻将,喝点小酒,午夜在街上吃点烧烤,生活很安逸啊。以至于龙永图(贵阳人,时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大声疾呼:父老乡亲们要少打麻将,不要睡懒觉。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在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要用更多的精力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人文环境、生产环境、生态环境,老百姓尽管收入赶不上其他许多城市,但也能生活得很幸福。

  讲了这么多,贵阳要建设的生态文明城市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概括为六句话:一是生态环境良好,就是要始终保持青山绿水,空气清新,气候宜人;二是生态产业发达,就是要稳定形成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使旅游文化等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循环经济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三是文化特色鲜明,就是要有突出的城市个性,有良好的社会风气,有凝聚力强的城市精神;四是生态观念浓厚,就是公众生态伦理意识普及,生态化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形成;五是市民和谐幸福,就是居住舒适安全,出行方便快捷,公共服务质量良好;六是政府廉洁高效,就是党政责任体系完善,执行力明显加强,市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明显提高。这是定性的描述,我们还会将生态文明城市的指标量化,包括基础设施指标、生态产业指标、环境质量指标、民生改善指标、文化发展指标、政府责任指标等,用这些指标来具体衡量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成效。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是一个理念,是一个目标,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过程。我们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五年打基础,十年见成效。在本届市委任期之内,主要是做好打基础的工作。

  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

  [这是李军同志2008年3月11日在八届贵阳市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选自本书“生态文明制度篇”。

  贵阳市存在的许多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权力运行没有受到制约和监督。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无规可依,就是制度不健全,管理有漏洞。比如,像南明河两边这样的重点地区、重点地段,房子该不该建、建多高、如何建,没有明确的规定,以至于一些河段两边高楼林立,南明河变成了“南明沟”。二是有规不依,就是规定明明摆在那里,但不遵守。一种情况是,本来按规定是不能办的,但有些神通广大的人就能办成。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一个中学同学找到我,说想在百花湖边盖一个休闲山庄。我说,按规定“两湖”边是不能盖山庄的。他说,能不能盖还不是你这个市委书记一句话吗?还有一件事,有个周末,我到红枫湖边上,问当地农民可不可以搞“农家乐”。一位农民说,按规定是不能搞,但只要市里有关系、有人打招呼还是可以搞的。这两个例子说明了什么?说明规矩在有些人那里是“面团”,可以揉来揉去。现在不是有一个很时髦的词叫“摆平”吗?有什么事办不了,有人就会说,我来给你摆平。刚才我讲的那个同学,就是别人请他出来“摆平”我的。有人甚至跟我讲,李书记,在贵阳什么事都可以“摆平”。我说你太夸张了吧。他说,不信你以后看吧。我说,那好啊,我就看看。另一种情况是,本来按规定是可以办的,但就是不办,或者不及时给人家办,不给人家好好办。老百姓办一件正常的事情也要托关系、走门子,正常的事要用不正常的手段去办。前几天,一个市民给我写信,反映他家自从2003年入住以后一直用水不正常,经常停水3~5天,特别是2008年,从大年初七以来20多天没有水用,请我在千忙中过问一下。我转给供水公司,6号中午供水公司派人去处理,当晚9时就通水了。这个市民就给我写了一封表扬信,说老实话,我看了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几个小时就可以处理的问题,前20天干什么去了呢?刚才不是讲到“摆平”吗?这个事居然需要我这个市委书记来“摆平”!上任9个多月以来,我“摆平”的这类事还真不少。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怀好意的人“摆平”了,而要多多帮那些“无权无钱”的善良老百姓“摆平”麻烦事、难事。三是违规不究,就是对违规违法行为不进行严厉处置,有的不仅不究,甚至帮助其合法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些建筑,开始明明是违法的,连老百姓都知道是违法建筑,但一查,手续都有。很多违法建筑,被查出来以后,不了了之,真正拆的不多,而且还打着“情况特殊,需特事特办”的旗号,进行更改、调整,并最后合法化。所有这些权力不受约束、不受监督的现象,与我国现阶段处于体制转轨时期,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有关系,与全社会的法治意识淡漠有关系,也与传统的封建宗法观念有关系。这些问题在全国各地都有,但是在贵阳比较严重、比较突出。

  为什么有些人要千方百计摆脱制度的约束,想方设法避免监督?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就是利益驱动,就是腐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的人送钱、送物,请客的时候那么大方、那么慷慨,记住了,他不是慈善家;有的人帮别人办事那么卖力、那么热心、那么投入、那么一竿子插到底,记住了,他不是活雷锋。送钱、送物、请客的人,收钱、收物、吃请的人,都不是傻子,这背后都是权钱交易。掌权的人,是想用权力来寻租,谋取私利;行贿的人,是想投资权力,赚取最大利润。为什么城市规划建设领域是腐败高发领域?这主要是因为城市规划建设里面蕴藏着巨大的利润空间,在寸土寸金的城市,红线动一点点,容积率调一点点,普通群众可能觉察不出来,但对项目主来说却意味着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利润。我刚才讲的那个同学想“摆平”我的时候就提出来,你帮我把百花湖边盖山庄这个项目批下来,至少可以得到50万,你不方便要的话,我可以给你的兄弟。真是赤裸裸的交易啊!现在不是还有个词叫“运作”吗?所谓“运作”,就是要使不能办成的事情或可能办成也可能办不成的事情能够办成。“运作”的过程当然是需要成本的,但只要“运作”能够成功,“运作”者将获得大于“运作”成本的收益。大家要相信,行贿的人行贿100万,他肯定是要得到大大超过100万的好处,赔本的买卖他怎么会做啊!为了“运作”,就要努力冲破制度,避开监督,以谋取利益,而“运作”的成本则成为权力持有者的收益。各类腐败现象千变万化,但其基本的规律和逻辑都是这样的,就是利益驱动。

  因此,我们要特别强调建章立制,用制度来约束权力。没有制度的要赶紧建立,不健全的要尽快完善。特别是要针对腐败易发多发的领域,深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行政审批制度、财政制度、投融资体制、司法体制等改革,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最大限度地减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体制机制漏洞。比如,在决策制度方面,就要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等等,形成“防火墙”,缩小随意决策、个人决策的空间。比如,在审批方面,要集中办理审批事项,全力实行政务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个例,除了涉及国家机密的,都要公开,杜绝暗箱操作。以规划为例,建章立制和程序设计太重要了。以前写条子、打招呼的人很多,我相信规划局领导、市领导也很伤脑筋。办吧,不合规;不办吧,抹不开情面。现在,我们成立贵阳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一方面,是为了以规划为龙头,把贵阳规划建设得更加美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规划领域的腐败现象。市规委下设四个专家委员会,实行票决制,所有重要规划,包括城市设计,必须经过专家委员会评审。专家委员会通过以后,才提到市规委来审议,市规委还是投票,一人只投一票。我想,这个制度建立以后,写条子、打招呼,都很难管用了。因为涉及十几个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二十多个市规委的委员,他再怎么神通广大,也不可能把那么多的委员都“摆平”吧。因此,有了市规委,建立了这一套程序、制度以后,我不敢说今后贵阳市小的违规项目能百分之百禁绝,但像南明河两边那样大的违规项目我相信不会再有了。说句开玩笑的话,这些约束权力运行的规矩建立起来以后,可能有些同志吃请、喝酒的机会少了,但犯错误的机会也少了,麻烦事也少了,跟家里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时间多了。

  还必须特别强调,在贵阳,任何部门、任何个人的权力运行都必须受到监督。小平同志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对一个政党来说,不接受监督最终要垮台。苏联共产党垮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失去监督。赫鲁晓夫当政的时候,批判斯大林搞个人迷信,而他自己却沉迷于别人对他的个人迷信,听不进来自党内外的其他声音。1964年10月14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即将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发表了他的“最后的政治演说”。他流着泪说:在座的各位,从来没有公开地、诚实地指出我的任何缺点和错误,总是随声附和,对我所有的建议都表示支持,你们也缺乏勇气和原则性。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不接受监督最终要犯错误、要出问题。这种例子多得很,很多贪官写忏悔书的时候,差不多都会提到“不学习,监督不够,听不进不同声音和意见”,诸如此类。可见,接受监督是多么重要

  那么,如何搞好监督呢?从监督的本质来讲,就是异体对本体的察看和督促。这就像医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运动员不能给自己作技术指导一样,自己是监督不了自己的。因此,要充分发挥异体监督的作用,把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上级监督、同级监督、下级监督,以及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用好,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实效。加强监督,很重要的方面是“一把手”要增强监督意识,主动开展监督,自觉接受监督。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与监督。我想,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领导干部做事只要光明磊落,就应该不怕监督;只要想减少决策失误,就应该欢迎监督。所以,领导干部一定要养成接受监督的习惯。我们共产党是执政党,不是“地下党”,做事要光明正大,为什么要搞地下活动,搞“暗箱操作”呢?我担任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这个职务是中央和省委公开任命的,我不是到贵阳来搞地下活动的,我没有任何不可以公开的东西,真诚欢迎大家对我进行监督,监督我有没有搞“一言堂”,压制民主;监督我有没有搞“小圈子”,以人画线;监督我有没有“打招呼、批条子”,为自己的亲友谋取不当利益;监督我有没有当懒汉,占着位子不干活;监督我有没有搞阴谋诡计,言行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在监督过程中发现我有什么问题,如果觉得我还可以教育好,就直接给我写信、打电话、发短信或者直接约见,进行善意提醒;如果觉得我没指望了,就向省纪委、省委甚至向中纪委、中央反映。希望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主要领导欢迎各方面的监督。

  治水是万万不可懈怠的大事

  [这是李军同志2011年12月6日在贵阳市水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自本书“生态环境篇”。

  水是一切生命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是承载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血脉。人类自古依水而居,文明因水而兴,也因水枯竭而衰。大家都知道,人类的四大古文明都是依托大江大河而兴起的。古埃及文明是依托尼罗河,古巴比伦文明是依托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古印度文明是依托印度河、恒河,华夏文明是依托黄河、长江。同时,历史上由于自然或人为因素导致水源枯竭,绿洲变成沙漠,城市变成废墟,甚至民族、国家迁徙消亡的也不乏其例。印度的西格里古堡曾经是莫卧儿王朝首都,现在仍能感受到当年的兴盛、繁华。但由于干旱缺水,仅仅过了14年就被迫弃置。我国古丝绸之路上曾显赫一时的楼兰古国也是因为水源干涸而湮没在茫茫戈壁里。这就是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那么,水究竟有多重要呢?

  第一,水是生命的源泉。人体内的水分大约占到体重的65%,其中脑髓含水75%,血液含水83%,肌肉含水76%,连坚硬的骨骼也含水22%。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都必须借助水这个介质来运行。没有水,营养不能被吸收,氧气不能被传递,废物不能被排泄,新陈代谢将停止。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一个人不进食,可以存活7天,但没有水喝,只能维持3天。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不少人创造了存活100多个小时而获救的奇迹。有一位老太太被滚石压住,就是靠几滴露水维持了100多个小时,被救出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想喝水”;2009年贵州晴隆矿难发生后,3名矿工能够存活25天而获救,依靠的也是矿洞里的废水。可见,人在绝境中延续生命最重要的是水,而不是其他东西。

  第二,水是生产的要素。传统农业基本是靠天吃饭,所以农谚说,“春雨贵如油”,“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工业、服务业也离不开水,没有水,很多企业无法运转,很多产品无法生产。像德国的鲁尔工业区,就布局在莱茵河下游。就贵阳来讲,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布局的一些工业企业都是在水边,贵州水泥厂、贵阳发电厂布局在南明河边,水晶集团、华能焦化布局在红枫湖旁。虽然现在看来不合理,但可以看出水对于工业运行的重要作用。

  第三,水是生态的基础。江河湖泊等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有着调节气候、净化水质、涵养水分等独特功能。凡是环境优美、生态良好、适宜居住的地方,都是水资源丰沛的地方;而生态环境恶劣,不适合人类居住,甚至不适合动植物生存的地方,往往水资源极度匮乏。有的老百姓喜欢讲“风水”,其实东晋时期的郭璞早就说过“风水之法,得水为上”,最重要的是“得水”,其次才是“藏风”。

  正因为水对生命、对生产、对生态如此重要,拥有水就意味着拥有生命、就能发展,失去水就意味着不能生存、发展,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了争夺水资源,频频发生摩擦甚至爆发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埃及都曾因流域水资源的分配使用发生过纠纷。从20世纪50年代起,因约旦河水资源分配问题,以色列、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频繁发生争端,最终爆发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叙以之间争论不休的戈兰高地问题也由水引起,因为戈兰高地的水资源十分丰富,数条河流注入太巴列湖,而以色列40%的用水取自太巴列湖。最近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奢香夫人》中,有一个情节就是水西一带有两个彝族寨子因为争水而长期械斗,死了不少人。这样的争水事件在我国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时常发生。随着地球人口的不断增加,水资源的短缺问题日益突出,不少专家认为,近代以来很多战争都因石油而起,比如美国打伊拉克、法国打利比亚。而未来水将成为更多战争的根源。中央电视台有一则公益广告,讲的是如果人类不能解决好地球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最后一滴水将会是人的眼泪”。可见,水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生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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