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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今安在 我辈当图强” 全国百城新闻网站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由全国百家城市新闻网站共同发起的以“老兵今安在 我辈当图强”为主题的纪念活动,从5月27日起至9月3日,通过网站接力传递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寻找抗战老兵,深入挖掘他们当年浴血奋战、抗击外侮的英勇事迹,同时全景展示当今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以英雄事迹激励后人,以国富民强告慰先烈。

天上忠魂夸不老,人间伟业赞无间。和平大愿惊寰宇,华夏振兴看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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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城接力

寻找抗战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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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7岁抗战老兵刘家桂:长沙会战幸存 被俘亲睹日军暴行
  • 人物名片:郑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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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5年何克武在宁夏吴忠留影
  • “时间太久了,好多都忘记啦,年轻的时候我英雄的狠呐,训练部队、抗刺刀、打鬼子……现在老了,背都驼了。”
  • 今年96岁的抗战老兵李明生
  • 抗战老兵在纪念碑前祭奠曾经的战友
  • 抗战老兵江硕鹏
    老人名叫李汝君,生于1926年,河北省平山县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老人的回忆录《一个老兵的足迹》记载:1951年11月,他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受伤,昏迷不醒,被送回河北老家休养。经家人照料,到1953年他才苏醒。后多方寻找部队无果,到阳泉矿务局(阳煤集团前身)工作。

     1940年5月,年仅14岁的李汝君参加了八路军。3个月后,“百团大战”打响,他被安排到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卫生处当通讯员,负责送信传递文件。如今,75年过去了,李汝君从一个机智勇敢的少年,变成一位耄耋老人。他心中有一个心愿:再看一眼百团大战纪念碑、纪念馆。
    董江天,山东省寿北县人,生于1925年9月,1941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渤海军区司令员赵寄州部队当兵。

    说到最初参加八路军的缘由,董老回忆道:“一切都是机缘巧合。”1941年6月,八路军渤海军区司令员赵家州派人到董老家所在的董家村建兵工厂,“我们村是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而且村子比较偏僻,交通也不方便,再加上村子大,人口多,比较容易隐蔽,所以八路军选择了在我们村建设兵工厂。”董老说。“在董家村的村子南边有一户人家逃难去外地了,家里地方大房子又多,八路车就把兵工厂的厂址选在了那户人家。”
    “在日本人眼皮地下为游击队服务,我们当时可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啊。”包汉民笑称。

    老人回忆,1938年农历11月23日,当时有几位游击队队员在郑路桥街上巧遇一队日本兵在某理发店理发,事不迟疑,游击队员进门后就将枪支夺走,打死一名日本兵后迅速撤走。第二天,大队日军携带轻重机枪及汽油、硫磺弹前来报复,郑陆桥街上人全部逃走。日本人见找不到人,就放火烧了半条街,其中就包括老人的家,眼见家园被毁,少年时代的包汉民十分愤懑。他亲眼见到街上的邻居因日本人烧掉住房后觉得没有生活的希望而上吊自杀。“所以我恨透了日本人。”包汉民称。
  夏林法1927年出生,1943年春参加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游击小组,1943年8月香泉乡成立中队任中队班长,主要任务是筹集粮食,支持新四军攻打天目山。同年随部队北撤征编到华东军区政治部警卫连当战士。

  令老人感到难忘的是当年他和战友们为军队征粮保障供给的往事。老人回忆说:“1943年,那时新四军在天目山、宜兴丰义的西洋渚,日本兵在宜兴城,我的主要任务是筹粮到天目山,筹粮很艰苦,敌伪顽等部队就在附近活动,特别要小心,我们向香泉本地的殷实人家宣传党的政策,积极筹粮,当时粮食产量并不高,哪像现在亩产千斤?能有300多斤已经很不错了。往往我们筹到一船米就运走,一船百来担的米,需要用船运到军队驻扎地。
  “新中国成立后,我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飞行员,其中包括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参加过抗战的空军老兵赵赠熊自豪地说。

   1949年12月下旬,赵赠熊率部参加了成都起义。他将特种空运库的人员和物资完整地向人民解放军军代表移交,其中仅降落伞一项就有三千多件。赵赠熊由此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并被调到西南军区航空处。这是赵赠熊新的政治生涯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培养一批自己的飞行员,1949年底,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牡丹江第一航校,赵赠熊被调往航校当教官。“当时留在大陆的国民党飞行员很少,航校中只有10来个教官,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其他都是投降过来的日本空军。”
  1939年,日本鬼子入侵中国内陆地区,当时的泗洪县很多乡镇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只有江斌家所在的重岗地区还有抗击日军的地方组织,并形成了方圆20公里的共战区。那时江斌还不满14岁,家里兄弟姊妹多土地少,常吃不饱饭,在看到陈集乡公所的动员参军的告示后,他就报了名,参加了“小鬼班”。这时的江斌甚至没有一个大名,从新四军26团来的一位姓袁首长就给他起名为“江来”,这个名字一直跟他到24岁。

  小小年纪投身革命,但那时的江斌并不知道害怕,“我打仗不怕,就怕饿!”江斌记得从1939年到1941年是日寇最猖狂的时候,也是新四军最困难的时候,战士们常常吃不上饭,就是这样还经常要夜里奔袭几十里攻打敌人据点,“那种苦是现在的人体会不到的。”
    刘德仁1945年9月在山西祁县参军,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先后在山西太行二旅一营二连,太行二分区独立团三营八连,太行六十一军五四九团一营二连卫生学校,剿匪纵队休养所南充区义龙警卫营部,十八军新兵团一团二营,西藏军区军士教导营卫生所等部队和单位,历任战士、卫生员、副班长、医助、医生、卫生所长和主治军医。

    勋章大多遗失,军装只剩一件,但聊起大半生的军旅生涯,85岁的刘德仁依然声音洪亮、思路清晰。3月15日,记者在白龙井社区军休所大院,见到了这位曾经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扎根西藏20余年的抗战老兵。
    我14岁就参加了革命。日军侵华后,1943年2月第三次占领我的家乡苏北阜东县,组织上派刚满17岁的我和其他两位战友从县公安局便衣队打入敌人内部日伪天警队(后改为伪军大队部领导的情报组)开展情报工作。

    面对来源复杂、难度很大的情报工作,我们与其他天警队“同志”拉关系、交朋友,以创造便利的工作环境;在群众中大力发展情报人员,建立起了情报网和固定情报站。经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也因为这段历史,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还差点被批斗,幸亏凭借着一张抗战时期的珍贵照片,被旧时领导认出,证明了我的清白。
    1940年,年仅17岁的谈诚在江苏滨海参加了抗日地方武装部队,开始打游击战。“那时候也算是进步青年学生,不想当亡国奴。”谈诚介绍,他老家在苏北,当时日本兵沿着公路设驻点、建炮楼,攻占村庄抢夺物资。地方抗日武装部队因为没有先进武器,更缺少子弹,只能打游击。

    1942年,日军开始在江苏地区进行大扫荡。在这期间,谈诚经历一场现在仍记忆犹新的正面战争。当时日军刚攻下一个村庄,大概有100人。谈诚所在营有300人,考虑日军还没有站稳脚跟,决定趁着夜晚将这100个日本兵“拿下”,谁知道却遭遇了埋伏。
    在奕春荣的记忆里,童年充满着恐惧。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之后,对华北地区推行“三光政策”,河北就是“重灾区”之一。年幼的她在村里看到过日军活埋人,还有人被日军割头示众。

     “那时候基本上家里都有地道,一听说日军来了,就把妇女和儿童放在地道里,然后由家里的老人帮忙盖上稻草,伪装一下。”奕春荣老人回忆起参加抗战的原因时说,那时候危险随时发生,而学校也被迫停课,在学校老师的安排下,她去了区政府的妇救会,负责宣传工作。

     后来,抗战局势紧张,她又被介绍到白求恩“野战医院”当护士照顾伤员。
    直奉大战爆发后,爷爷认为那是一场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兵戎之争,愤而从部队辞职,回到肥东六家畈一所私立中学当老师,教体育和地理。

    1927年3月,打倒军阀的呼声在全国响起。爷爷又离开家乡,投奔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任军部少校参谋。之后,又在陆军多个部队担任要职。

    七七事变发生后,爷爷在陆军第四十八师任上校主任参谋。当时平津相继陷落,南京岌岌可危。1937年12月,爷爷奉命守卫南京乌龙山要塞,保卫南京。
    张炯1926年12月出生于河北保定市高阳县庞佐乡西归还村一个普通农家。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时,张炯还是个11岁的孩子。“当时家乡青年人成立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妇女成立了妇女救国会,我们小孩子都加入了儿童团。”张炯介绍,他小时性格活泼开朗,胆子也很大,被选举为儿童团长。

    在儿童团里,张炯与小伙伴们每天学习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戏剧,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那时每天学习的抗日歌曲有《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长城谣》、《救亡进行曲》等。回忆起这段往事,张炯老人情不自禁地唱起《救亡进行曲》,老人唱得流畅完整,声情并茂。
   我生于1927年11月。兄弟三人,我是老大。父母都是盘湾乡下农民,家里穷,吃不饱肚子,我从小胆子大。

    1942年日本鬼子侵占合德,有时出其不意地向南扫荡。一天晚上,我在家听到东面响起枪声,想去望望。心里想,鬼子有什么了不起,有把枪我照样打死他。

     1943年2月18日,鬼子真的来了。他们占据盘湾,住在一户地主家,有30多个鬼子、100多伪军。他们常下村抢粮食,我一咬牙,跑出去参加黄沙区区小队,扛起了钢枪,可没有多少子弹,主要任务是骚扰敌人。
    在中国的抗战史中,东江纵队被称为孤悬华南敌后的抗日劲旅。在长达8年的抗战中,东江纵队作战1400多次,毙伤日、伪军6000多人,并发展成为11000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如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早已英魂远逝,幸存者已寥寥无几。86岁的江煜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13岁就入伍打鬼子。

    江煜棋,1929年出生在增城。由于家贫,7岁时就来到东莞打工,给有钱人家放牛。1942年,有一天在放牛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跟他聊了半天后说自己是游击队员,并动员他入伍打鬼子。“我那时候虽然小,但是也知道中国正乱着呢,日本人到处烧杀抢劫,我早就想当兵去打日本鬼子了。”江煜棋一听,能打鬼子,还能吃饱饭,高兴坏了,立马就跟着参军了。
  邝耀水1919年12月出生于东莞大朗,其父同年去世,家庭败落。“迫于无奈,我13岁时便独自离家,投靠了一名远洋回来的亲戚。”邝耀水回忆道,随着革命思潮的发展,他开始接触进步书籍《向导》《大众哲学》,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之后,全面抗战正式开始。1938年10月15日,时任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的王作尧在东莞成立了一支抗日武装——东莞县抗日模范壮丁队,在东莞、保安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邝耀水毅然加入了这支队伍。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东莞麻涌鸥涌村,有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打过无数场仗的老兵,他就是韦德耀,与黄继光、邱少云,这些为抗美援朝而牺牲的英雄人物一样,他立过战功,负过重伤,都是“最可爱的人”。

  在麻涌,有这样一位“最可爱的人”,韦德耀(现年85岁)。鸥涌村的邻里街坊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德耀公,他出入总是骑着一辆单车,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他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但其实,这也与他60多年前曾经参与的一场重要战事---抗美援朝战争有关。
  东莞东江纵队,这支拥有11000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与琼崖纵队、八路军、新四军被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曾经的战士们解甲归田,回归故里继续过着平凡的生活,但仍留存着战争洗礼练就的一身浩然正气,大朗大井头的叶黄稳就是其中一名英雄儿女。

  谈起往事,几十年前出生入死的一幕幕对今年已92岁高龄的抗日老兵叶黄稳来说仍然历历在目。当年日军抵达东莞后烧杀掠抢,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面临国破家亡,在地下党员叶佛同志的介绍下,18岁的他拿起枪成为东江纵队一员。
    冀真回忆说,他去敌占区送情报,多次遭遇鬼子、伪军在后面追,他只好拼命在前面跑。让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为了按时送到情报,他偷吃了老乡家的大白菜。冀真说,按照组织上要求,他在规定的时间进入敌占区的一个村庄,刚进入联络人家中,他按照纪律没有多说话,却被几名陌生人给绑了起来。“他们误以为我是敌人派来的,我误认为他们是汉奸,便一直僵持着,直到最后当地地下党的同志赶到,误会才解开。”冀真说,这一闹,原定到下一个地点的接头时间也赶不上了,他只好连夜赶路,结果途中还遇到了一队鬼子巡逻兵,“我在沟里跑,鬼子兵便在后面追,子弹就从身边飞,整整跑了十多里才脱险。”

   精疲力竭的冀真躲在一处白菜地里,看着大白菜,他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于是,他做了一件违反纪律的事:偷吃了白菜地里的一棵大白菜。
    1927年5月,刚出生的朱安就成了孤儿。原来,由于父亲在外杳无音讯,母亲在他出生不到一天就离家出走了。就这样,朱安在村人的接济下长大,常常吃了上顿愁着下顿。“家里没得吃,就去山上找。我记得小时候吃得最多的就是各种树皮和野果子了。”

    1944年5月,17岁的朱安满腔热血地加入了东纵战士的队伍中。“1943年,东江纵队成立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不少战士打鬼子的故事,实在是太佩服他们了。”一提到东江纵队,原本倚在竹椅上休息的朱安“刷”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为了向记者还原当初参军的情形,朱安索性先将拐杖放在了墙边,然后慢慢用布满老茧、不断颤抖的双手在空中比划着自己的“参军武器”——锄头。“锄头大概就是一米多长,一扛上,我就去报名了。去了才发现,原来锄头还不能打鬼子。”
    “我是23岁(1941年)去当兵的,一直在长沙,在迫击炮连……我们是团部的迫击炮连,没有营……一个82迫击炮有3公斤半。”老人断断续续地说,1941年8月,他按政府“三丁抽一”应征入伍,随新兵队从龙岩出发,经江西入湖南,编入陆军第四军59师15团八二迫击炮连2班任上等兵。

    嘴唇受了伤,刘老讲话含混不清,又夹杂着方言。所幸前些日子,刘老趁自己思维还清楚,让人写下当年抗日战事。 “在长沙的时候,(要过几条河),第一关的时候过了,第二关没过。第二关时有一个山头,我们一个团,过不了,全团的人都牺牲了。团长当时双脚受了重伤,动弹不得,就让手下把他扔到河里,但手下不敢,最后他自杀了。”
    黄殿君是土生土长的濛江县(今靖宇县)龙泉镇人。九一八事变后,不到十岁的他和全村人一起,被日本人赶进屯堡,分隔而治。他12岁那年,就被日伪军强迫修路,连妇女儿童都被逼着帮忙抬土。一天,黄殿君与父亲上山,遇到一队中国军人,一个穿军大衣的人问:老乡,龙泉有多少警察?黄殿君脱口而出:有四十几人!对方好奇:小孩儿,你怎么知道?黄殿君说:他们早晨跑步时,我专门数的,有二十多对。我恨他们,想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呢!问话的军官笑了:小家伙,你愿意跟我们干吗?黄殿君马上斩钉截铁地同意了:干!“小日本子不是人啊,小孩子都不放过,都给他们劈了……”讲起80年前的往事,黄殿君还掩不住义愤,这也是他加入部队的最直接的理由。

    后来,黄殿君才知道,那位“特招”他的首长是东北抗联副总指挥、第二军政委兼党委书记魏拯民。

 1924年,闫志德出生在山东省临沂平邑县闫家梭庄的一个贫苦家庭。军阀混战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使当地百姓民不聊生。闫志德5岁那年家中断粮,父亲只好前往数十里外的亲戚家借粮但未果,另一家热心的亲戚给闫志德的父亲拿上了4升糠谷和几块油饼(又称油枯,即榨油的残渣,一般做牲畜饲料),这对于闫志德一家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粮”。此后闫志德的父亲就开始往返镇和闫家梭庄,用油饼换铁器赚钱,几年下来不仅填饱了肚子还略有盈余,供闫志德读了4年私塾。

    战乱给闫志德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向记者回忆:8岁时,村中来了一支军阀部队,一名军官让闫志德去遛马,而幼小的闫志德连毛驴都很少见到,看着嘶鸣扬蹄的战马吓得不敢靠前,这名军官嫌闫志德不中用竟抬手给了他一记耳光。

    10岁的冯保文是1942年2月参军的,当时正是日本人侵华最疯狂的时候。刚入伍时,冯保文在部队学习修理枪支和打打杂,参军没几天,就遭遇日本人扫荡他们部队所在的村庄。

    “我们部队的力量比较薄弱,只好迁徙到相对安全的地带。部队走至山东海丰县时,便驻扎在那里。谁知刚住下没多久,有一天半夜里,我们被打枪的声音惊醒,日本鬼子又追来了!”冯老说,当时教导员率领他们赶紧往外逃生,那场面相当惊险,人和牲口一起往屋子外面冲,只有10岁的冯保文当时拽着一只驴尾巴往外跑,刚出房门,就看到一位姓李的战友胸膛连中了3枪,倒地牺牲。
  吉伟老爷子祖籍为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1928年生。讲到为什么参军入伍的时候,吉伟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在他只有10岁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所杀害。小小年纪的他,没有能力为父报仇,但是那时候起,国仇家恨,都已经埋在了他的心底。那时候起,成长中的吉伟就开始打听留意周围的抗日队伍,随时准备奔赴一线为父报仇。终于,1944年的9月,16岁的吉伟找到了在常州一带作战的新四军队伍,并毅然决然参军入伍。

  吉伟老爷子讲,那时候他还小,不懂国际形势,后来逐渐学习了解,他知道,1944年初,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反攻阶段。而在中国,整个华北、华中地区的日军,虽然仍在“扫荡”和“清乡”,但也已经凸显出垂死挣扎的态势,日军的部分主力也被抽调南下,日军已经逐步力不从心。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杨广仁还是邳州市土山高等小学五年级学生。

    “日寇轰炸土山时,我的很多老师与同学都被炸死,我是幸存者。” 杨老回忆,日本人的疯狂罪行令人发指,“我曾亲眼看到日本人强奸中国妇女,之后又用刺刀将妇女挑起来戳来戳去。那场面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义愤填膺!”

    当时杨广仁的大哥已经从军,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抗日,在云南松山战役中牺牲。国恨家仇,让小小的杨广仁对日本人恨之入骨。1938年底,邳州当地的八路军宋承尧来到杨家,劝杨广仁的父亲将孩子送去参军,加入与日本人作战的革命队伍。杨广仁与父亲欣然同意,就这样,杨广仁走上了革命道路。
    渤海区成立后,景晓村任中共渤海区党委书记,杨国夫任八路军渤海军区司令员,刘其人任渤海区行署主任。在革命战争年代,渤海区既是我军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又是战争资源的供给和休养大后方。

    “一次日本鬼子扫荡,根据上级部署,我们先撤退,前线的部队打掩护,尽管大家也都想跃跃欲试去打鬼子,但必须服从命令,按照部署撤退到一个地点之后,我们就在休整。天慢慢黑了下来,这个时候,我们接到了命令,所有人员要赶往一个地点,形成一个包围圈,务必全歼一股鬼子。大家都很积极,形成包围圈之后,咱们的部队就多个方向出击,消灭了这股鬼子。”

    在当时的渤海区,惠民、阳信、蒲台、利津、广饶等地都有鬼子驻扎,他们垂死挣扎,不时对抗日军民进行侵扰。
  王辉是河北省任丘人,1940 年4 月10 日夜,他所在的部队夜袭襄垣五阳岭。碑文记载:“……数次肉搏,王同志手刃日寇七名,身中数十弹,乃仆……”李端正老人告诉记者,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王辉的家人从河北步行来到西社,取走了烈士的尸骨,沉重的墓碑则留在了村里。

  遗憾的是,对于那场战斗,李端正并不知道太多的细节。但可以想象的是,在激烈的喊杀声中,王辉端着刺刀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拼杀,这位英勇的八路军副连长让鬼子心胆俱裂,在他的脚下,日军横尸遍地血流成河。

  黎城县文史专家赵晚芹说,在拼刺时,被刺中者的血会沿着刺刀血槽喷射到持枪者身上,这就是所谓的“刺刀见红”。
    秋日的山村,云淡风轻,老人拿了几个马扎,与记者一同坐在门前,讲述那些烽火年代的抗战故事。

    “村里通知,说谁去打鬼子,我说我去。那会身体也棒,也不怵。” 老人告诉记者,当时他参加的队伍里他年龄最小,日本军队侵略中国的行为,成为了老人参加抗战的主要原因。

    “在莘庄住的时候,每晚上都去打他们,寻思着戳拢着让他们走,不叫他们在这里,在这里光糟蹋老百姓。” 李贞叶回忆起来,1944年,时年21岁的李贞叶在村民李希堂的带领下,参加了当时的“青抗先锋队”,为农户站岗放哨,为八路军送信送情报,开始了早期的抗日进步活动。
    张吉昌1930年出生在山西省广灵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母生育了4个孩子,全家的温饱就靠广灵城外两亩多的田地。张吉昌是最小的儿子,从小机灵勇敢,深得父亲喜爱,他14岁时,父亲拿出仅有的积蓄让张吉昌念了一年多的私塾。

    1944年初的一天,张吉昌和父亲从家往城外走,由于父亲耳朵失聪,没有听到日本军人巡逻队的脚步声,挡了日本军人的路,日本军人抡起枪托就往张吉昌父亲头上肩上乱打,将其打倒在地。当张吉昌兄弟几人将父亲抬回家时,父亲已经奄奄一息,没几日就去世了。从此,张家的天塌了。张吉昌亲眼目睹了父亲被日本军人打的全过程,他在心中发誓,“一定跟鬼子血战到底,谁打日本鬼子我就跟谁走”。
    “1942年,日寇在胶东建了许多炮楼子,三天两头下乡扫荡。”孙鹤亭说,鬼子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抗日,还欺压老百姓。那时这里有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和八路军,三股武装势力形成三角地带。人民认准了只有共产党才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配合八路军打鬼子。于是,各村成立起抗日组织。例如:各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民兵和儿童团等。孙鹤亭参加了儿童团,任务是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捉汉奸、送信件、拥军优属等。

    距栖霞骂阵口5里处有个70户人家的山西夼村。这个村在山口旮旯里,借着地理条件的优势,栖东县(当时分栖霞、栖东两县)政府和庙后区政府机关经常驻在这里。八路军还办了一个化工厂,专制肥皂供给前方将士使用;办了一个印刷厂编印抗日小报和宣传品。山西夼村挖了四五个洞子,藏着几万斤公粮。八路军官兵学习南泥湾精神,开荒种地,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当时人们称山西夼村是革命圣地“小延安”。
    仲兆富对日本鬼子烧杀抢等罪行和日伪“黑狗队”都非常痛恨。14岁时的他看到,新四军和鬼子进行拉锯战,给了鬼子很大的打击。为了打日本鬼子,1943年,他瞒着家人,偷偷报名参加了新四军,成为当时三师十旅的一名战士。那年,他才16岁。

     仲兆富发到一把步枪,枪的长度比他的个头还长,枪托也让他感觉长了点。为此,他锯掉了一截枪托,以方便作战。 去宿迁突围的时候,他所在的6班班长身先士卒,用老虎钳剪掉了一段敌人的铁丝网。战士们冲上去打头阵,俘虏了十几个日本鬼子和40多个“黑狗队”敌人。当发现还有7个日本兵躲在地洞里不出来时,他们就用柴火烧,用辣椒水灌,最终俘获了这帮日本兵。
  抗战时期,国军与日寇激战伤亡惨重。为了能够源源不断地征集士兵,当时的国民政府可谓想尽了办法。除了依靠保甲制“抽丁”的方式外,“抓壮丁”这种非常规手段在当时最常见。蒋介石之子蒋纬国后来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显示,抗战八年,总共征募壮丁13558493名。

  第一次被抓“壮丁”入伍时,我17岁。我永远都记得,当时我逃跑未遂,险被活埋的场景。那时,刚到部队,因年纪小,常受欺负。有一次,被排长用铁条当头打下,昏迷了三天才醒来。受不了这样的生活,我一直想找机会逃走,可是没跑多久,又被抓了回来。连长说,要将我活埋以儆效尤,而且要我自己挖坑。当时景象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1943年,日军侵略的战火已经在湖南肆虐。经历了三次长沙会战之后,第九战区的国军损失惨重,为了补充兵员,到处都在抽壮丁。

  刘光德一家七兄弟,自然成了抽壮丁的重点对象。父亲为保护儿子拼命筹钱,先后买过6个壮丁指标。可当时兵员极度缺乏,师部强行给保甲乡长订立指标,无奈之下刘光德主动站出来,替全家承担了参军的任务。
   “那一天是民国三十二年,农历7月13日。”刘光德记得非常清晰,那天他手上的篾器活刚做完,就跟着部队的人一起去师部。 走在半路上,刘光德突然发现学裁缝的弟弟刘光尧偷偷地跟在后面,“一起去打日本鬼子!”那一年,刘光德20岁,刘光尧18岁,血气方刚。
  王希彬出生在山东海阳的一个村子里,童年的记忆是美好的,“我上的私塾,天天四书五经的,那时根本不知道日本鬼子。”在王希彬的印象中,那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直到12岁那年,却被打破了。

  1937年的一天,王希彬的一个同学跑到村里大喊日本人进村了,当时村民吓得四处躲散,因为没追上家人的脚步,王希彬一个人跑到芦苇荡里躲着。

   “鬼子一进村就大扫荡,到处鸡飞狗跳的。”王希彬躲着不敢动,远远看见一个远方亲戚向他这边跑过来,直到快接近时,突然背后一声枪响,亲戚倒下了。“鬼子就这样打死了他,我亲眼看见的。” 王希彬吓得直哆嗦。
    让年幼的王友众最心惊胆颤的还是鬼子进村扫荡,那情景他至今想来仍不寒而栗。鬼子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惨无人道。村上被鬼子扫荡最重的一次,幸免于难的王友众是跨过满地的尸体回村的。老人说:“那时在村里,刚才还和你有说有笑的人,说不定一转脸就会被鬼子杀了,我到后来都哭不出来了。”

     1939年,王友众的两位叔父已是公开抗日的军人,特别是叔叔王经雨是萨县抗日游击队的创建者,全家人因此受到敌人的抓捕,家庭成员各奔东西。1940年,祖母领着王友众和全家人进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王友众也跟着上了山。游击队经常“转山头”,情况紧急的时候常常在夜间行动,在大青山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祖母带着他们,始终对抗战充满必胜的信心。进入大青山后不久,他的姐姐就患病去世,年仅18岁。1941年冬天,他的父亲王培玉遭日军的伏击而中弹牺牲,三叔也下落不明了。
  “1937年,日本轰炸上海。房子倒塌人被砸死,来不及躲闪的人被日军飞机轰炸死,跑不动的被坦克压死,最悲惨的是日军当众强奸青年妇女,江面上飘着数不尽的尸体和还在挣扎的人头……当时我是机枪连班长,亲眼目睹了日军惨无人寰的大屠杀,也因此下决心誓死保卫国家。”从16岁参加抗日到参加滇西反攻,水青山讲了近40分钟,期间没有休息,只喝了一口水,声音洪亮,情绪激动处,他站起来用手比划,声情并茂地讲述着。

  只见学生们陶醉地听着,眼睛里充满兴奋和满足,现场更是先后响起十余次雷鸣般的掌声。 “我好多年没有回过家了,以前县城都是小房子,现在到处都是楼!村子里也盖了平房。你们要好好学习,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演讲到最后,水青山如此鼓励家乡学生。
    1923年出生,遂宁市船山区猫儿洲人。1940年入伍,在国民党71军36师服役,曾参加惠通桥遭遇战、腾冲战役。1950年参加中国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42年初,10万中国远征军跨过惠通桥入缅作战,100多天以后,又沿着滇缅公路败退国内。那真是兵败如山倒,千里公路,处处天险,竟无一设防,无一有效抵抗,日军紧追不舍,如入无人之境,一日百里,直抵惠通桥前。36师达到怒江东岸,奉命阻击妄想过江的日军,吴永清所在的工兵营就驻扎在惠通桥,部队的任务就是炸毁惠通桥。“当时要是晚一点,日军就过桥了,我们搬炸药去的时候,敌人的坦克都上桥了。”吴永清老人回忆,桥被及时炸毁,日军被堵在怒江以西,望江兴叹。
    那个年代,吃不好,穿不暖,走投无路的李启岗参加了八路军。“那年我18岁,没有什么政治思想,只知道要为死去的父老乡亲报仇,只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才能过上好日子。”

    战场上,司号员可以说是最危险的兵种之一。因为敌人知道,司号员的身边一定有指挥员,必然会集中火力攻击,而且无论多么危险,司号员都不能隐蔽到战壕里,只有挺起腰板吹响号角,才会鼓舞战友冲锋向前。“吹号的地方,已经离敌人很近了,是火力最集中的地方,往往号音未落,枪林弹雨已铺天盖地地袭来。做司号员一定要机灵,要学会快速躲避,反应慢几秒钟,就会被炮弹击中。”李启岗至今还记得,1945年,在一次攻打城市的战斗中,他在吹响冲锋号时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头部,在医院足足躺了3个月。
  家住马栏广场附近,现已92岁高龄的于德华老人,眼也花了,耳也背了,可回想当年投身八路军,和日本鬼子作战的历史画面,老人摆摆手说:“我一辈子怎么也忘不了”。

  1941年1月份,家住山东省文登县的18岁的于德华响应村里号召,和同村的7名小伙子一同加入了八路军,成为胶东五旅十三团二营六连的八路军战士,由于年纪小,又没有作战经验,于德华一直是部队中的小弟弟,在他的记忆中,生活中的哥哥们脸上总是洋溢着微笑,相互之间相处非常融洽,一起吃大锅饭,一起磨刺刀。特别是他的班长,对他特别照顾,班长走到哪儿,于德华就跟到哪儿,可是这位好的班长却在四个月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了。
  这是于德华参加的第一次战役,为了清理掉日本军在文登县汪坦村的据点,事先八路军做了精密的准备,组建突击组、预备组、掩护组等小组,于德华和班长安排在突击组里。
    1944年,18岁的孙文兴在亲人的支持下,在八路军战士的感召下,孙文兴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冀中地区抗日游击队第八区队,同年被改编为八路军120师。为了符合参军条件,年少的孙文兴在报名时,特意把自己的年龄提高了两岁,这才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提起为什么参军,老人眼神稍显凝重,思绪也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一方面,当时的日本军队对华北平原进行了疯狂扫荡,女孩子一旦被丧心病狂的日本兵盯上,就很容易遭到不测。另一方面,在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占中国领土,日本军队对中国人民的残酷镇压后,孙文兴的心中萌生了强烈的爱国情愫,赶走侵略者、保家卫国成了她当时最大的夙愿。

    参军后,孙文兴被安排从事战地救助工作,负责包扎救治伤员。“当时我就想,只要能加入抗日游击队伍,让我做什么都愿意。”老人的语气真挚而坚决。
    1936年,在亲戚的帮助下,蒋润苑前往西安成为一名军人。“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后,跟随东北军进入抗日前线。在武汉会战期间,他通过自学成为一名无线电通信员,随后在黄埔军校17期学习。1943年,他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担任远征军53军军部作战参谋,赴滇缅抗日。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蒋润苑亲眼见到了被日军轰炸蹂躏过的县城,也目睹了日军“重庆大轰炸”的暴行。“武汉以南,第一个县城叫日本人炸平了,我看着就哭啊!重庆大轰炸,夜晚我就看见日本飞机从武汉起飞,往西,顺着长江上空飞啊。那飞机,那灯啊,都清清楚楚的,一夜没停。重庆城里,那防空洞上千的人呐,结果呢,炸弹掉到那个防空洞门口了,‘轰’一家伙,把防空洞堵死了。那得死多少人啊。”
    陈万才出生于江苏高邮县四区南甘垛庄村,共有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第三。陈万才说:“12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而一年后,母亲也去世了。当时,最小的妹妹才1岁。”失去父母的孩子们生活异常艰难,乡亲们给了他们很多照顾。但是苦难还在后头。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日本人占领了高邮,日本人实行“三光”政策,杀害了照顾他的乡亲,连他家的房子也被烧了。这让陈万才非常仇恨日本人。

    陈万才回忆说:“当时,我家的地方有个很大的湖,我家在湖北,是敌占区,外婆家在湖南,是抗日根据地。”陈万才经常去外婆家,接触了当地的抗日力量,而在晚上的时候,根据地的共产党干部也会经常来到湖北的村庄里开会,给老百姓讲抗日的道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炮声震惊中外,也震动了远在东北的王玉福的报国之心,那一年他刚满22岁,毅然孤身一人扛枪入伍。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王玉福十五年从军生涯经历大小百次战役,军功卓著。由于四年前患脑梗,老人的语言和行动都受到一定影响。

    “以前家里的军功章有好几个抽屉,那是我们家的骄傲,对我的人生也有很大的影响。”老人的子女对记者说。

    受王玉福影响,弟弟王玉才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今年也已经96岁高龄,儿子王振军在80年代也成为沈阳军区一名军人,王家成为远近有名的军人世家。
    刘淑珍,女,1923年出生,1936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先后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稽查处和被服厂工作,1940年被捕,随后与部队失去联系,在家务农至今。

    刘淑珍讲述:1923年我出生在黑龙江依兰县德裕镇舒乐村北白家屯。我3岁时就失去了母亲,在跑腿窝棚里和父亲刘武,伯父刘文,叔叔刘双、刘宝及哥哥刘殿奎一起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1931年,生活维持不下去了,我就跟着家里人搬到了松花江南涌泉乡阿木达屯。我的父亲是抗联地下交通员。当时,抗日地下人员在周围活动十分频繁,当地已经是抗日的红地盘,成立了很多抗日救国组织,我们家也成了抗日的堡垒户。
    陈胜海老人于1941年入伍,被送到随州市(随县)大洪山被编入暂编第1师2团2营8连2排1班。

    老人清晰的记得部队分别驻守过随县(现随州市)、钟祥、袁家台子、大洪山、流水渠、周家集、张家集、望虎寨(音)、挡日口等地。在钟祥、随县、流水渠都打过仗。师长叫李才桂,营长夏开胜,连长赵亚东。老人是战斗兵,也就是机枪手,主要武器是捷克式机枪。 老人所在部队在挡日口与日军交战,战斗十分激烈,使用的武器有、马克沁机枪、六零炮、迫击炮,并且还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老人说李才贵(师长)带的部队有一万多人,那次死的人很多,老人所在的班15名战士只有老人和同乡张正举幸存,其他13人都阵亡了。
    他曾经出生入死,为抗战抛洒青春热血,他曾亲身经历日军“三光”政策,他曾担任看管受降日军监督队长,他就是抗战老兵杨嵩。如今,他苦尽甘来,四代同堂过春节幸福满溢,老人希望子孙后代能记住抗战老兵守家卫国的艰苦岁月,忆苦思甜。

    89岁的杨嵩如今已是四代同堂,孩子们都很孝顺,已过六旬的大儿子杨庆中说:“原本想接父母亲去环境好点的电梯房居住,但他们住习惯老房子和相处了52年的老邻居们已经有感情了,我和其他几个在南昌本地的兄弟姐妹便时常来探望他们,外地的两个弟弟每天都会打一个电话回家和两老聊天。”
  祭奠伯父王荣印之后,王震便向亲友们打听伯父的故事,尤其是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那段历史。

  王荣印的四儿子王正义介绍:“在我们小时候,父亲很少提起他参加中国远征军那段经历。但他身上枪伤、刀伤十多处,一到雨天就疼痛难忍。这是无法掩饰的。再说云南保山紧邻缅甸,至今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的指挥部和秘密官邸尚存,很多耄耋老人都参加过对日作战,他一个河北人为啥大老远落户在这里?在我们的多次追问下,父亲才说出他的点滴经历。我们才知道他去缅甸打过仗,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至死还有弹片藏在身体里没有取出。他还守卫过中缅边境的惠通桥。”王荣印一生节俭,去世后也没留下什么遗物,目前只剩下一把剃须刀。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近日,本网记者拜访了江西南昌地区唯一的一位抗战老海军陈震卿。当记者看到陈老如今满脸慈祥的笑容,眼神之中还带着一丝坚定时,实在无法想象陈老曾经历过多少沧桑。幼年丧母、中年丧子、还有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日子……他回忆起那段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并痛斥日本否认侵华就是逃避罪恶,呼吁年轻一代要牢记历史,不忘国耻。

  “记得有一次我们的炮艇行驶到了浙江东北部海域的舟山群岛,接到日军舰艇进出附近海域的情报,当时敌方还没有发现我们,我便亲自指挥设法布水雷炸掉敌人的中型舰艇。炸了23艘,那一次十分惊险,我们的小炮艇上只有40余人,弹药的威力没有他们强,如果我们当时先被他们发现了,必死无疑。”
    1943年,未读完初中的杨嵩便报名加入青年远征军208师622团,参加集训学习抗战技术。杨嵩曾在厦门、南京、芜湖、上海等地参加抗日战斗。“记得有一次战斗,我们团的人驻扎在福建鼓浪屿,一天傍晚发现有很多日军在岛上出没,我们便经常派人前往蹲守。了解他们的出入规律后,等到他们都集中在一栋房子里时,我们便用手榴弹和轻机枪攻击,那次一口气消灭了100多个日军。”说到这里,老人无比兴奋。 “最激烈的一仗是1945年在上海外白渡桥打响的,记得那一仗连续打了3天2夜,布网伏击了2000多敌人,我们牺牲了10余名兄弟,我右腿当时被日军弹片划伤。”杨老卷起裤腿,指着右腿内侧依然清晰的疤痕。 “当时日军每到一个新地方,就会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见到中国老百姓就杀,连小孩都不放过。”杨嵩紧握拳头告诉记者,“当时在广州打仗时我们在草棚里烧饭,因为烟太大,被日军发现了我们的行踪,幸好当地熟悉地形的居民带着我们一路跑,但遗憾的是有一名6岁的孩子,因为没跟上而被日军抓住。”
    1月7日下午,记者随同洪城路社区工作人员走进了已故抗战老兵孙有德老人的家中,探望了孙老的儿子孙风海(1949年6月出生),与其一同畅谈孙老年轻时在抗战中度过的艰苦岁月。孙风海称,希望可以通过父亲的故事让现在的年轻人忆苦思甜。

    据孙风海介绍,孙有德老人出生于1914年3月22日,原籍山东东明县,去世前居住在江西省南昌市洪城路小区。1930年在表哥的带领下参加了山西的晋军,1931年孙老参加东北军105师,1936年12月在西安参加了捉蒋行动,1937年所在部队番号为105师313旅(旅长:应鸿纶)626团3营7连,1941年参加上高会战。1941年后离开军队,直至1948年来到南昌加入南昌市运输公司,1960年被分配到运输公司内的汽车修理厂工作。
    对于自己参加过抗日的事情,何克武很少对别人讲,即使是自己的女儿何湘玉也不例外。 何湘玉是在读大学以后,才知道父亲参加过抗日,那时在学校,她接到一封父亲的来信。信件很厚,读完之后,何湘玉难以相信,一直以来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父亲何克武居然打过日本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何克武考入上海高等商业专科学校。不久,日本侵华态势便愈演愈烈。家国不安,十几岁的他立即放弃了钟爱的大学生活,投奔当时在河北张家口的国民革命军29军。 因为上过大学,会计算炮弹的射程距离,何克武成为了一名炮兵。“卢沟桥事变”时,何克武是负责守桥的三营炮兵班长。当年年底,18岁的他又经推荐,成为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学员。毕业后,何克武回到原部队服役,直到8年抗战结束,才回到湖南老家。
    在南京秦淮区乌衣巷小区内,记者见到了身体硬朗的抗战老兵冯宗尧。冯宗尧出生在江苏宜兴一个书香世家,是家族的单传独苗。因为父亲在武汉工作,他 13岁小学毕业后便去武汉念高中。回忆起70年前的战争场景,冯宗尧感慨万千,“日军攻占武汉后我就失学了,当时一天内敌军9架飞机在我们住的小镇低空轰炸,从中午开始直到傍晚时分才停止,轰炸结束后整个小镇基本成了废墟,幸好我躲在桌下,否则就没命了。” 武汉沦陷后,冯宗尧和家人一路向西逃难到了重庆。在那里,他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重庆防空洞惨案”,数百人被闷死在防空洞里,当时他又一次侥幸逃生。1941年,冯宗尧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报考了成都黄埔军校18期辎重兵科。之所以报名辎重兵科,老人笑了:“那时候比较单纯,就是为了能穿上一双皮靴。”当时众多兵种中只有骑兵、炮兵和辎重兵科有马靴穿。经过黄埔军校3年的学习,让他不仅增长了本领和知识,更坚定了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

    1942年从成都黄埔军校毕业时,全班77个同学中,只有冯宗尧一个人报名参加了远征军的集训。“当时报名是做好了牺牲准备的,没有想到能活着回来。当兵时自己还只是十几岁的娃娃,后来经过战火洗礼,才成为一名合格战士。”
刘彦龙是宝鸡眉县首善镇王长官寨村人,生于1925年,二十世纪初大多数农村家庭都是一个字“穷”。刘彦龙弟兄5人也是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1938年,当时国民革命军在当地抓壮丁,14岁的他还没来得及和家人告别就被带走了,从这一刻起走上了从军的道路。1938年3月他分配到了宁夏国民革命军炮三团五连当兵。时隔一个月部队就被调往了抗日前线,驻扎在皖北、苏北徐州一带,靠近京杭大运河,所属部队参加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会战,战斗异常惨烈,敌我双方殊死搏斗,血雨腥风、尸骸遍地,战至最后,双方展开拼刺刀肉搏,刘彦龙刺死2名日本兵。 “我那会拼刺刀技术是一流,防左刺、防右刺、防上刺、防下刺,学精了打仗啥都不怕了。当时那场仗打太惨了,死了好多人,你不杀日本兵他就来杀你。”刘彦龙说,台儿庄会战部队虽然取得了大的胜利,但是他的好多战友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大战之后部队减员严重,刘彦龙被提升为排长,随部队南下,驻扎在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地,在此也和日军打了几仗。
在乌鲁木齐市一个老旧居民楼里,住着一位名叫李明生的老人,今年96岁。他眼不花、耳不聋,每天独自买菜做饭、锻炼身体,没有人知道,他其实还有另一种身份--趟过西南生死线的抗战老兵。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正在上海青心中学读书的李明生投笔从戎,时年17岁。 李明生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国军,与敌周旋,转战多地,其父也参军,后战死疆场,为国赴难。 据李明生回忆,当时国民党缺少武器弹药,需要从外国补给。在当时,有三条向国内运输物资的通道:苏联运输线、越南运输线、缅甸运输线。 苏联输送的物资有限,菲律宾被占领后,越南运输线被迫中断,因此,缅甸这条路线显得尤为重要,成为西南地区抗战的运输“生命线”。 南洋华侨陈嘉庚先生积极组织华侨抗战,一千多名华侨机工来到大西南。国民党设立西南运输处,总部设在昆明,时任连长的李明生被安排到华侨先锋运输队,担任中队长,每天穿梭于滇缅公路上,先后负责缅甸遮放市和腊戌市到国内的物资运输工作。
“我19岁当兵,今年91岁了。”张恒泰老人告诉记者。2013年,为纪念从军70年,这位冀鲁豫军区二十九团的老战士亲手绘制了一幅当年的行军作战图。 张恒泰是邯郸邱县新马头镇波留固村人,早先是民兵,在家乡就受抗日进步思想影响,1943年6月,年仅19岁的张恒泰参军抗日,隶属八路军一二〇师贺龙部。1943年至1945年,张恒泰在三年的军旅生涯里辗转于冀鲁豫晋四地,亲历了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 “上面的路线是我一笔一划描出来的,我小学没毕业,不认识多少字,图也看不懂,就靠着脑袋里的方位把当时的行军图画了下来。”张恒泰说,“为了写地图上的解说词,我拿着孙女的字典翻着查,查一个写一个,你看看,字典都被我翻成啥样了。”张恒泰给记者递过来一本残破的小学生用新华字典,封面已经被黑色的污垢覆盖。 记者看到,地图上的行军路线迂回曲折,纵贯华北平原,两度跨过平汉铁路,有一段依太行山脉北行。张恒泰所在部队在太行山区、河南等地大大小小经历了共七次战役,图中一一将每次战役标出,写上时间、地点、当时的战况以及战友的名字。
    1918年,江硕朋生于四川,幼年目睹内忧外患,军阀混战,他立志报国,17岁考入成都华西大学,学习外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江硕朋认为,鬼子不除,何以为家?他投笔从戎,报考黄埔军校,被编入第十四期二总队炮兵队。 在上海和南京相继失陷后,江硕朋所在部队被迫西迁,军队步行三个月,到达成都。当时,24岁的江硕朋被调到军政部直属迫击炮第四团担任少校团副,负责训练士兵和制定作战计划。该团配属于长江上游江防指挥部,驻扎在宜昌茅坪陈家冲,司令官是胡奇伟,主力在宜昌南岸与日寇对持2年。
  1943年,抗日的号角在全国各地吹响了。

  那时,许勤正在老家博兴读初中,鬼子已经到了自己村子旁边的陈户镇,而敌人的据点就在一公里外的周家庄子村。眼见敌人马上打到家门,学校也被日本鬼子占据,孩子们都不能继续正常上学,年少的许勤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他决定要去当兵打仗,保家卫国。

  1943年7月7日下午,还不满16岁的许勤跑到自家院子里种了三棵枣树,姐姐见状问道:“这么热的天你种树干什么呀?” “这是纪念树,树长大了,我长大了,就有枣子吃了,否则都被鬼子给砍光了……”
    林基路,原名林为梁,1916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他自幼好学,才思敏捷,12岁时已是台山县任远中学的学生会主席,并担任校刊《骆驼》的主编。林基路常撰写一些思想进步、词锋尖锐的杂文、诗歌和小说,抨击时政。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只有一战》一文,极力主张全国人民为民族生存抗战到底。

    1932年秋,林基路转到革命浪潮汹涌激荡的上海读书,投入了革命洪流,于次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10月,林基路经组织同意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留学期间,他创办了《东流》、《杂文》、《诗歌》、《文艺科学》等进步刊物,成立了中共东京支部。在中共东京支部的领导下,广大留学生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留东妇女会”等进步组织,同国民党驻日使馆和留学生中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还发起成立了“中华留日剧人协会”,组织上演了《复活》、《雷雨》等一批革命剧目。年仅18岁的林基路以他满腔的革命热情和非凡的组织才能,博得了广大进步留学生的爱戴。1935年,林基路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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